專訪／我們是「危險共同體」，深入探究山友間的法律責任

2024 年跨年當天，中央尖山發生一起奪命山難事件。周姓男子與其他六名友人一起攀登中央尖山，當他們輕裝從中央尖山下來準備回山屋途中，周姓男子腿部遭落石擊中而受傷無法繼續前進。當下只有一名陳姓友人留下來陪同，並到稜線播打電話求助，其餘五名友人決定下山返回山屋求援。

五名友人回到山屋向協作與其他山友求助，但都被拒絕，而他們五人也表示自己再無體力上山。於是，周姓男子便與陳姓友人在寒冷的山上度過一夜，他們身上只有一件路過山友給的急救毯。隔天清晨，協作與其他要上山的山友一同上山救援，最終在早晨七點接觸到周姓與陳姓山友。直升機則是下午兩點多抵達，此時周姓男子已經陷入意識不清狀態，送往醫院急救後宣告不治。

此事引起山岳界軒然大波，網路上出現了正反兩派聲音，一派人指責五名友人見死不救，另一派人則認為若五名友人在體力不濟下上山救援，恐怕連自己性命都會丟掉。

我們對於事件的原委並不完全明瞭，只有當事人最清楚。但從法律層面來看，這起事件值得我們好好反思，相約爬山的山友們，彼此間肩負了哪些法律責任？這五名友人是否有違反法律？這些法律問題，底下將由「凹豆律師」王綱律師替大家解答。

 

 

1️⃣ 一起相約爬山的山友間互有「危險共同體」關係

在山上，如果看到陌生的山友倒在路邊，而不伸出援手協助，頂多只會受到道德譴責而沒有刑事責任。但是，刑法上有一種特別規定，如果是出於法律、契約等原因，有義務防止危險發生的人，卻沒有善盡他的義務，如救助、扶養、保護、監督等行為，而導致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財產等法益受損時，就有可能要負擔相應的刑事責任。這種義務的來源在法律上被稱為「保證人地位」。

根據目前的實務見解，如果是連續數日的登山活動，相較於一般日常活動具有更高的風險，因此登山隊的全體成員必須相互扶助、照顧並排除危難，彼此之間基於「危險共同體」的關係而存在保證人地位，而且即便是本來不認識、臨時組成的自組隊或商業隊成員之間，也同樣有保證人地位。

但如果只是一般踏青、健行的登山步道行程，因為不具有相當的危險性，則成員間彼此就不存在這種互相信賴、依存的「危險共同體」關係，也不具有保證人地位。

本文開頭的中央尖山山難例子，周姓男子與其他六名友人相約爬山，且是過夜行程，需要兩天以上，隊員間已構成危險共同體的條件，隊員們互有保證人地位。因為有保證人地位，同行的友人有互相救助的義務。

 

 

2️⃣ 「見死不救」可能犯法

以中央尖山山難為例，這群相約爬山的七人，基於危險共同體關係，彼此間負有保護傷者免於死亡等風險的「積極作為義務」，必須採取必要的行動，例如陪同、給予保暖、飲水、食物、對外求援等。

刑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，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，能防止而不防止者，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。」換句話說，當你有「義務」防止犯罪發生，卻不採取適當措施時，等同以作為方式構成犯罪。

講到這，得探討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別。以山上環境來說，作為犯可能是直接把山友推下懸崖導致受傷或是死亡；不作為犯可能是漠視同行山友受傷而置之不理，導致受傷山友傷勢惡化甚至死亡。

中央尖山案例中，五名先行下山的山友，將受傷的周姓男子留在山上。由於他們彼此具備危險共同體關係，卻因為不作為導致周姓男子死亡，可能已經違反刑法「遺棄致死罪」或是「過失致死罪」。

遺棄致死與過失致死的刑度有相當差異，而二者的主要區別，在於客觀上周姓男子當時是否屬於「無自救能力之人」，以及其他五名隊員主觀上是否也知悉周姓男子當時已無自救能力，卻仍消極不為必要的扶助行為。

依照網路上的相關討論，周姓男子遭落石擊中後，幾乎已經無法移動。假設此一資訊為真，考量周姓男子當時又身處高海拔、低溫的環境，應當屬於法條上所稱的無自救能力之人，這點沒有疑問。然而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是，這五名隊員有無目睹周姓男子遭落石擊中而無法行走的過程？還是這五人是走在前方，以致於事後才獲悉周姓男子的狀況？又假設有目擊事發經過，當時所有人的討論情形如何？這五人先行下撤的原因為何？這些都會影響到主觀上有無遺棄故意的判斷。

如果認定這五人主觀上有遺棄故意，則可能成立刑責較重的遺棄致死罪；反之，雖不成立遺棄致死罪，但仍有成立不作為過失致死罪的可能。

 

 

3️⃣ 不作為犯的因果關係

在不作為犯因果關係的判斷上，其實是一種假設的因果關係 ，也就是要判斷「如果這五人做了什麼，周姓男子是否就不會死亡」。如果答案為是，則可認為這五人的不作為與周姓男子的死亡結果有因果關係；如果答案為否，則無因果關係。

舉例來說，過去在南一段的一起山域事故中，法院就曾認定即便隊友折返協助，也無法阻止亡者因急性腹膜炎而死亡的結果，因此隊友的不作為與死亡結果間不具有因果關係。

以目前網路上可查得的資訊來說，周姓男子直到被直昇機成功救援時都還有生命徵象，而他的主要死因是低溫性休克，而不是因為創傷導致在事發當下不久即身亡。假設上述資訊為真，那麼如果當時這五名隊友中，有人能夠再早一些提供周姓男子適當的保暖裝備（可能是在不影響自身安全的情況下留下現有裝備；也可能是至營地向其他山友、協作求援後再折返提供），那麼周姓男子就有可能不會死亡。這樣看起來，這五名隊友的不作為與周姓男子的死亡結果間，可能就存在因果關係。

 

4️⃣ 作為可能性是本案關鍵

假設中央尖山山難的五名先行下撤隊友的不作為，與周姓男子的死亡結果間互有因果關係，法律上還必須判斷，此五名隊友在當下是否還有從事救援行動的作為可能性。

法律不會強人所難，捨己救人並不是法律上的義務，只有當這五名隊友還有作為的可能性，卻沒有作為時，在法律上才應該負責。在 2010 年能高安東軍山域事故的一審判決中，法院就有從作為可能性的觀點，判決被迫留下隊友下山求援的二名山友無罪。

關於這點，恐怕會是本案最關鍵也最困難的地方。我們設想，這五名隊友當下可能還有幾種救援作為的選擇，而針對這各種選擇，在作為可能性的問題上也有許多要深入探討的地方：

1. 共同搬負傷者至較溫暖處待援：以事發當下的地形、設備、隊友的體能、能力判斷，有無搬負移動的能力？能移動多遠？有無可能因搬負行動導致隊友自身的生命身體危險？
2. 留下現有的保暖裝備再下撤求援：隊友當時有的保暖裝備有哪些？如留下供周姓男子使用，有無可能導致自身失溫的風險？
3. 下撤至營地取得保暖裝備再折返至原處陪同傷者待援：隊友當時的體能狀況能否下撤再折返？夜間再折返至原處的風險？

當然，除了上述三種選項以外，可能還存在著各種救援作為的選項。不過針對這些選項，都必須逐一檢視在案發當時，有無實際執行的可能，而這就有賴於盡可能地還原當時現場的情況，包含照片、影片、每個人說法、氣象局天氣資料等等，都會是判斷的重要關鍵。而在還原真相以前，恐怕都很難有較精確的判斷。

 

不單單只是見死不救這麼簡單

從以上王綱律師的回覆，便可發現一件事，整起事件並非網民所說的「見死不救」這麼簡單。雖然周姓男子與其他六名山友互有危險共同體關係，其他山友也有避免其死亡的義務。但是山上的環境多變，加上當事人的體力或許真的無法負荷再返回山上救援，以及他們或許本就輕裝登頂，沒有攜帶多餘的保暖裝備，無法分給周姓男子。可能性很多，旁觀者實在難以下定論。

從法律層面來看，講求的是「認事用法」，必須要「認」明「事」實、使「用」適當的「法」律，來得到合理的結論。從上帝視角評論事件很容易，但實際情況複雜許多，還需要有更多客觀證據證明，才能幫助我們釐清事實。

最後王綱律師表示，這起事件除了在法律層面上值得多加關注，讓大家認知到，一起爬山的同時，互相還負有法律責任；另一方面，也值得我們好好省思，假如這起事件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，我們該怎麼做？我們帶的登山裝備足以支撐我們在寒冷的山上度過一晚嗎？往後登山，是否要更加慎選隊友，而不僅僅是在網路找了陌生人平均分攤車資而已？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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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提供／凹豆律師 王綱